股票配资门户网站皇家内务府造就世界首富——兼谈粤海关与崇文门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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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南库：为皇家理财

十八世纪，白银流入中国，中国出了世界首富。

那是白银时代产物，不过，已经到了时代的尾声了，乾隆已死，嘉庆当立，新帝上任三把火，烧出了一笔泼天财富。

新帝生猛，虽不改朝，却要换代，对前朝一审计，就审出制度下的一个怪胎，一个举世无双的财富妖孽——和珅。

就在白银时代即将落幕时，这位和大人，被他的朝廷剥光了身家，当作了那个时代的牺牲品，端上了新帝的餐桌。若问他身家几何？据抄家估值，其财富峰值已达11亿两白银。

若问其财富来源，其一，便来自权力垄断，直接侵吞军费、治河款，截留地方贡品与关税，如粤海关年截留超百万两，推行“议罪银”，官员以行贿换免罪；其二，为经营垄断，如控制人参、盐务等特许行业，在全国开设当铺、钱庄300余家，以其特权，低息吸储，高息放贷；其三，为土地兼并，夺民田800万亩，地租年入超百万两。其财富特征具有寄生性，靠国家机器吸血，与生产活动脱节；又有暴利性，其在13年内敛财规模相当于15年财政收入；还有其隐蔽性，通过内务府、家奴代持来洗白赃款。

其中就有来自粤海关的税费截留，而粤海关则是维系白银时代的一个东方枢纽，握此枢纽者谁也？此中大有讲究。

我们知道，宋朝市舶司收入要上交国家财政，康熙帝初设海关时，也设了四处，一如宋朝，也由所在巡抚兼管。

雍正时，眼见白银如流，遂欲尽入宫中，故改设专职海关监督，以其直属皇家内务府，从此其便与当地巡抚无关，到了乾隆帝，便关闭其他三处，只留粤海关一口，收入交内务府，专供皇室之需，被称为“天子南库”。皇家垄断外贸，所以只开一口。

对于王权来说，不但家国一体，而且家为国体，在儒家的政治设计中，“齐家”优先于“治国”，所以要“两手抓”，而替乾隆帝“两手抓”的人，便是那位和珅，他不仅管着户部，还管内务府，他最擅长的，是做搬运工，将户部职能搬到内务府去，将国家财政收入搬到皇室去，这方面，他最善解“天意”。

即便皇帝，有些念头，存乎一心，难以启齿，而他却善能揣摩“天意”——皇帝隐私，做起来，乖巧而又得体。

粤海关监督，虽为户部属员，却由内务府派出，内务府的事都是皇帝家里的事，都由他来管理，他把粤海关管成了“天子南库”，将海关收入管成了皇帝的“私房钱”。在设置专职粤海关监督时，雍正帝就曾警告：小心保住脑袋要紧。果然，祖秉圭的脑袋出了问题，他居然贪墨银子，差一点就脑袋落地。

粤海关除了收税，还收“规礼”。“规礼”数额比正税还多。一艘洋船入关，先要交丈量费、通事费、管事费、库房费、稿房费……在一份《乾隆二十四年粤海关征收洋船进出口各项归公规礼清单》中，列举了各种收费名目，竟有100多项！这100多项加起来，统称为“规礼”，油水多半从“规礼”上榨取。

乾隆时规定，一艘洋船，其“正课”为1950两，另有“洋船规礼银”，进关要交，出关还要交。在英国人洪仁辉告状时所提供的费用单上，一进一出，“规礼”计有68项，进关规礼三十项，收银子1125.96两，出关规礼为三十八项，收银子533.8两，“规礼”银共计1600多两，“正课”与“规礼”加起来3600余两。

这68项是针对船的，还有针对货的，货有“分头”。什么叫“分头”？外商买货，所付货款，按银两算，每两都要由粤海关抽头。起初，一两货款要抽0.054两，后来要抽到0.06两，这叫做“分头”。通常，海关上缴“正课”，“规礼”和“分头”则由监督和家人及其聘用人员分享，这是一种制度性的分赃。

这样管理海关，就像搞承包。粤海关，不仅由中央直辖，更为皇室垄断，皇帝将粤海关承包给他的亲信，亲信承包，先要“投资”，以取得“承包权”，此后，“凡应行事宜”就“不必听督抚节制”了。监督上任，可带家人60名，乾隆朝有人超标，带了家人73人，包干了海关所有事务，使粤海关成为了他的“自留地”。不过，“自留地”只能为期三年，三年以后，就要换人来包干。

“规礼”之类的分肥，按规定，粤海关监督本人要占到三分之二左右，其他海关办事人员——书吏、贴写、头役等，多为他家人，也有聘用之人，还包括各炮台官兵，大约占了剩下的三分之一。英国人洪仁辉告状时，把这些都捅了出来，他不知道这些都是“常规”，属于“亚财政”，虽无明文规定，却是历来如此，成了习惯的，所以叫做“礼”。“礼”有定数，收入可以查账查出来。

这块有定数的“规礼”收入，即使是监督本人分得的那一部分，也要拿出来“报效”，而“报效”皇上，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必须通过那位皇家总管内务府大臣和珅。“报效”银，每年不下一百万两，“规礼”所得，多用来进京报效，其余，要用来跟督抚搞好关系，“打点”各色人等。如此分赃，无法可依，但合礼。“规礼”是合礼收入，属于“礼尚往来”范围，监督本人贪与不贪，主要看他对“规礼”收入如何处理，他一人所得便占了“规礼”收入的三分之二，要拿出来报效的，主要就是这一块，剩下的三分之一，是其他人的职务收入，原则上，他不能拿出来报效，但他的手下要报效他，这样的人情收入，他会笑纳。而决定他贪与不贪的，正是和珅，所以他要报效和珅，也有可能他就是和珅的代理人。

监督所得，在于“陋规”。“陋规”非礼，没有定数，也查不出来。“陋规”之行也，主要是索贿，如船钞一项，据船只大小收费，究竟收多少，需要丈量。以丈量定船只大小，这就为索贿提供了运作空间。丈量者手里拿着尺子，行贿了，大船可以量小一点，不行贿，小船也可以量成大船。类似项目有100多项，每一项，都要搞点名堂，所以很忙。还有货物因质量和价格起争议，也是常有的事，但是，只要争议一起，海关就能调整税额，这里面名堂很多。粤海关究竟有多肥？比崇文门税关还肥。崇关虽然肥得流油，令人垂涎三尺，但还是不及粤海关。崇彝写《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写他做崇关帮办委员时，每年约可得四五千两银子，就自以为很肥了。可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罢关征议》中提到粤海关，说海关看门人月薪都有800两银子，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粤海关的“正税”与“规礼”是清代对外贸易税收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二者共同构成了海关收入的“明暗双轨”。正税体现官方制度设计，规礼反映权力寻租的潜规则，其互动关系深刻揭示了清朝财政管理的制度性缺陷与全球化贸易的复杂适应。

“正税”为“合法”税收，其构成有三：其一，“船钞”，按商船尺寸分级征收，西洋大船约2000两/艘，东南亚小船300—800两/艘；其二，“货税”，如茶叶每担征税1.2两，生丝每包4两；其三，附加税，包括“火耗”——银两熔损、“平余”——计量差等。

其征收流程分两步：首先估价。货值由行商与海关官员议定，多压低以避税，一箱武夷茶，估价仅10两股票配资门户网站，市价已达30两；其次是银钱折算。外商须以白银缴税，但银钱比价，则由官府操控，如1820年，银钱比市价为1:1200，官定1:1000，等于变相加税20%。

其峰值收入出现在乾隆末年（1795），粤海关正税收入约为117万两，占全国关税总收入的70%，其分配流向，60%解送户部，30%留作广东军费，10%用于海关开支。

“规礼”为灰色收入，其主要名目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进港规费，包括“丈量银”——检查船体、“挂号银”——登记备案，合计约1950两/船；一类是货物规费，如“验货银”——每单200两、“放关银”——货物出仓费500两；一类是节日孝敬，端午、中秋、春节等节日需向海关监督送礼，单次不低于5000两。

“规礼”的运作机制包括权力分包、标准浮动、票据洗白等。权力分包是指，海关监督将“规礼”征收权下包给行商，如1802年粤海关监督佶山以年8万两价格将“验货权”转包给行商潘长耀；标准浮动意思是，贿金与外商国籍挂钩，英船“规礼”比美船高30%，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财力雄厚；票据洗白则是将“规礼”作为“办公经费”“修缮费”入账，如1810年账目显示“黄埔港栈桥维修”支出12万两，实则耗资2万两。

据东印度公司档案，1793年一艘英国商船正税为2487两，规礼达2450两，几乎1:1；年总收入，1800—1839年“规礼”收入约150万两，远超正税。

“正税”与“规礼”共生，乃权力支配经济的产物，从君权到吏权，各有其运作空间，理论上的君主专制是一种政治认同，在关键时刻起决定性作用，但日常治理还得靠官吏。

地方治理，虽由官员主持，但执行却靠小吏，粤海关就更是如此，税吏上下其手，自有一套“潜规则”导向的逻辑，故其以低估货值，少收“正税”来换取外商缴纳更高的“规礼”，如将生丝货值压低30%，默许外商以“规礼”补偿，对此，雍正默认，乾隆后期，便有了《规礼则例》私印本，成为了一本致富秘籍。如何证明有这样的“私印本”存在呢？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

清代《钦定吏部则例》中有《处分则例》，规定了官员在各类事务中的奖惩细则。例如，户部“关市”目，涉及粤海关等税关的税收管理，虽未直接提及“规礼则例”，但官方则例的编纂，反映了对非正式税收——“规礼”的默许和制度化趋势。

另据文献记载，清代地方税关，多有规费名目，如“丈量银”“挂号银”等，已然形成规则，且编纂成册，或由胥吏将其积累的条目，整理为《规礼则例》，以“私印本”的方式为其内部操作依据，或由地方权力自行编纂的“潜规则手册”。

清代税关档案和文人笔记，也多有提及“规礼条目汇编”，例如，广东十三行行商为应对外商投诉，曾私下整理规礼征收标准以规避官方审查，此类文本或被统称为“私印本”。

陈国栋在《清代前期的粤海关与十三行》中指出，粤海关规礼征收，长期处于“半合法”状态，乾隆后期为应对外商抗议和内部争议，部分官员或胥吏可能通过私印《规礼则例》统一征收标准，但其文本未纳入官方档案系统，故后世罕见传本。

“《规礼则例》私印本”说，乃基于清代税关运作的潜规则逻辑和零散史料透露的信息所作的推断，而非出自可见于世的文献，其存在，反映了清代财政管理中“明暗双轨制”的特征——官方则例与灰色规则并行，形成权力寻租的制度化空间。“正税”要合法，“规礼”要合礼，《规礼则例》问世，就是要解决这个“合礼”的问题，其重点在于利益分配，海关监督要有据可依，用以维持上层分润空间，将“规礼”的40%上缴内务府，和珅时期增至60%，25%分给广东督抚，自留35%，还要给基层腐败留下空间，如验货胥吏每人年均获利超2000两，相当于正七品知县十年俸禄。

以此，对经济产生扭曲效应，将“规礼”支出计入货价，导致中国茶叶在欧洲价格比印度茶高15%，竞争力下降；为逃避规礼，30%的外商货物通过澳门走私，正税年流失超50万两。

其后果，不但使“规礼”成为皇室提款机——乾隆六次南巡，耗银3000万两，其中2000万两，据说就来自粤海关的“规礼”，还导致了体制性的腐败，1727—1839年，13年的时间，共有13任粤海关监督因贪腐被查，但继任者前仆后继，形成“贪渎—抄家—再贪”循环，更为严重的是，引来了外商的抗争与报复，先是法律冲突，英国商人多次向议会控诉规礼为“系统性勒索”，继以条约清算，《南京条约》第四条明确提出“废除所有规费”。

粤海关的正税与规礼，反映了王朝中国的两面，正税那一面，代表清王朝试图以固定税则应对全球化贸易的笨拙努力，规礼的一面，则暴露出官僚系统将公共权力私用的贪婪本能。

而和珅，就因为能“执其两面而用其中间”，在中间地带左右逢源，通吃两面，吃出其私有化的个人财富空间。

他的“财富空间”究竟有多大？大到居然超过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在这个“财富空间”里，他是如何创收的呢？

帝都北关：以吏治创收

贪官创收，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贪污。

和珅管过兵部，难免克扣军饷；他主持吏部，能不卖官？但这些，还不足以使他成为世界首富，那么崇文门税关呢？

崇文门税关号称是“天下第一税关”，和珅就是它的总监，监督着每一位往来者，管他是商贩、赶考士子还是进京官员，无论官与民，都得从它关卡的胯下垂头而去——以“纳税”的名义。

其正税构成名目众多。例如，入城税：按货物价值1—3%征收；落地税：进京商品再征0.5%，如绸缎每匹加银1分；另有灰色收入：“挂号钱”“验单钱”等，占正税30—50%；勒索商民，如扣留货物强索“赎金”，抬高京城物价，如山西煤入京价格要翻三倍。“纳税”纳到什么程度呢？只有人头不纳税！

本来，清朝税务规定，往来者随身携带物是可以免税的，但税关却照收，连京畿商民入城，都在帽檐边插上两文制钱，由税吏自取，这已成了惯例，否则，就要扣下所携之物。曾有一位山东布政使进京，在税关前，税吏要他纳税，他没钱，一气之下，干脆将行李都放在税关外，说：“我赤条条一人，还要纳税吗？”

这些税收，没有被送到户部，而是被送到了内务府。如果说粤海关是“天子南库”，那么崇文门税关就是“天子北库”。

一南一北，两条财路，都握在和珅的手里。“天子南库”被他遥控，“天子北库”由他亲自执掌，他一直担任崇文门税关监督，忙不过来，就让儿子来接任。都说他善于理财，但不是为国家理财，而是为皇家理财。他管理户部，没有扩大国家财政收入；他管内务府，却增加了内务府收入。

此消彼长，意味着收入从户部转向内务府。

皇帝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可皇帝亦有其难处。皇家开销大，皇帝难免有窘迫时，不好动用国库，还要排山倒海似地花钱，还总有花不完的钱，这就可见和珅的功夫。

万岁寿诞，普天同庆，他发起“奉献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都要“奉献”，一场寿诞办下来，创收不少。

还有经常项目，如“折罪银”，也不断流入内务府。用银两“折罪”，还是经常项目，能不大开罪源，广立罪人？

以罪源为财源，天下安得不乱？这个他不管。

内务府还有田庄和钱庄，这些，也都由他来经营和经管。表面上，皇帝只管花钱，钱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从来不问，花剩的钱，任由和珅折腾。和珅有和珅的算计，对于金钱，他有特殊的嗅觉，用鼻子一闻，就知道哪儿有银子。他以内务府的名义折腾，折腾来，折腾去，折腾出一片金天银地，都搬到了自家去。

粤海关与崇文门税关，虽同为重要税关，但粤海关是面向海外的国际贸易枢纽，而崇文门税关则是服务京畿的国内税收咽喉，作为皇家代表，和珅一手握着枢纽，一手掐着咽喉。

粤海关人事任命，监督由内务府满员专任，其治理，与十三行行商共治，由行商代缴关税、担保外商，其腐败，除了系统性分润，还有跨国洗钱，如通过东印度公司汇票转移赃款。

而崇文门税关的人事任命，监督多由户部的汉员轮值，任期一年，胥吏却能世袭，如“税吏张家”，独享验货权逾百年，可谓“流水的监督，铁打的胥吏”，在于“职役分离”的体制，官不亲细务，胥吏执行之，故税关验货、登记、核税等实权，尽归胥吏，其职位，可父子相传，形成“职役世袭”，《大清会典》默许“吏缺顶补”惯例，张家通过贿赂确保验货吏职不出家族。

体制之外，还有技术壁垒，验货需熟知货物种类、价格波动及逃税手法，张家将验货经验整理为秘本《税货辨伪录》，仅传嫡系子孙，利用方言暗语，编写验货册，外人难以破译。

即便对内，也要采取职位控制，实行家族分岗，如张家将验货流程拆分为“初验”“复验”“核单”三个环节，每个环节，分别由长房、二房、三房把控，形成内部制衡与共谋。

对外，则要建立利益同盟，不但贿赂官员，每年向监督供奉“节敬银”5000两，约占验货规礼收入的15%，换取对验货权世袭的默许，还与北京四大镖局——会友、永兴、志成、同兴等，达成协议，凡镖局押货可“免检放行”，抽成镖费20%。

其合法薪俸，年仅12两，然灰色收入，如验货加派，每车货，加“验单钱”2两，年过货量，约5万车，即入10万两；还与商人合谋，低报货值，以差额分成，年获利亦超8万两；而查获走私品，私下违禁勒索，单次，亦可达1000两；另有白银黑市，于前门一带，重铸赃银为官银——“洗税银”，抽水3%。

后因太平军兴，湘军接管税关，加以洋货冲击，老的验货法失效，而外商又以其条约特权，拒斥陋规，故胥吏阶层遂成多余，其为“制度暗层”，潜伏着系统性腐败的癌细胞。

“税吏张家”，其本质为技术权力的异化，以其专业知识，筑其权力壁垒，通过世袭与共谋，成其“吏治死结”。

若谓粤海关为白银全球化泵站，那么崇文门税关就是京城皇室消费抽血机；若谓粤海关为皇权代理的国际化尝试，那么崇文门税关就是官家勒索的本土化操作；若谓粤海关以开放中的封闭，沦为鸦片战争导火索，那么崇文门税关则以封闭中的内耗，则可见胥吏阶层的世袭制腐败已深入权力系统且毛细血管化。

粤海关与崇文门税关对比，实为清朝在“海洋—陆地”“开放—封闭”之间的撕裂写照：粤海关如同一扇锈迹斑斑的铜门，既透露全球化的一缕微光，又映出权力寻租的阴影；崇文门税关则如一具暗黑的抽血装置，将民间经济活力转化为维持帝国僵躯的养分。二者的命运证明：清朝缺乏政治改革的开放终将沦为权贵的盛宴，没有商业自由的繁荣注定是脆弱的幻象。当粤海关白银潮水退去、崇文门税吏锒铛入狱时，清王朝也迎来了历史的终局。

（作者近著：《走进宋画——10—13世纪的中国文艺复兴》，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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